《駁復仇議》是柳宗元很有名的一篇散文，選入清代的《古文觀止》。文中對前人陳子昂的《復仇議》的辯駁，不蔓不枝，有條有理，非常值得一貫缺乏邏輯思維的歷代中國人學習。柳宗元一聲吆喝，飛越一百年時空叫陣，因由在一樁謀殺案。

這樁案件，《新唐書》亦有記載：“武后時，下邽人徐元慶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變姓名為驛家保。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意思是，武則天期間，下邽（今陜西渭南）人徐爽被縣尉趙師韞處死，兒子徐元慶遂改名換姓到驛站當仆役，俟機報仇。多年后，終于等到已經(jīng)晉升為朝廷御史的趙師韞出差路過，徐元慶當即將其手刃，然后自首。

朝廷命官慘遭區(qū)區(qū)草民戕害，朝野嘩然。對于如何處置兇手，廟堂之上有明顯分歧。其中一種意見，謂徐元慶替父報仇，是典型的孝子，是儒家精神的體現(xiàn)，不應判罪。另一種意見則是，民殺官性質(zhì)極其惡劣，必須處死，以儆效尤。

陳子昂獨樹一幟，呈上一篇《復仇議》，提出刑和禮可分開處理：徐元慶觸犯死罪，不能不死；死后，在其故鄉(xiāng)樹立牌坊以表孝行。武則天接納了陳子昂的意見。

一百年后，柳宗元披閱卷宗發(fā)現(xiàn)問題。他以《駁復仇議》發(fā)出異議：“禮之大本，蓋以防亂也……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注意是“刑”，不是“法”）。意思是，禮和刑同本，故此不能對同一個行為同時施以懲罰和表彰。陳子昂把禮和刑分開，是絕對錯誤的（如果當時有“精神分裂”這個詞，他一定使用）。

那么，該如何處理？柳宗元指出，關(guān)鍵是弄清徐元慶父親的案件。徐爽究竟犯了什么罪？趙師韞有沒有秉公辦案？若趙師韞處理得當，那么徐元慶為私利復仇是十惡不赦的，必須處死并且大力譴責；若趙師韞枉殺無辜，那么徐元慶為父報仇便是義行，不但無罪釋放，還要給予獎勵。

柳宗元這個看上去客觀、理性、持平的處理方法，后人紛紛豎起大拇指。然而小弟一直想不明白：為什么案發(fā)后沒有人想過調(diào)查事件的起因？無論《新唐書》，還是陳子昂的文章，對趙師韞有無枉法這個關(guān)鍵問題居然都沒有任何說明。至于柳宗元，離案發(fā)年份也不遠，期間亦無戰(zhàn)亂，史料應無散佚之虞。然而他對此也是一無所知。可見，武則天的朝廷諸公的確刻意隱瞞了趙師韞審趙爽一案。為什么？

我們不妨從常識出發(fā)，代入當時的朝廷官員。**償命，這是沒有什么好爭議的。更何況死者是同僚，即便平日互相傾軋，但是物傷其類，不嚴懲兇手以儆效尤，自己也性命也不安全。是什么因素令官員們在處置兇手上發(fā)生分歧？可能性只有一個：徐爽是被冤殺的，趙師韞百分之百枉法無疑。

我們繼續(xù)推演。正因為有凌轢、有枉法，子報父仇之后，群情洶涌。面對怒潮，朝廷一時間亂了方寸，不知道如何是好。此刻，陳子昂提供一個面面俱到的辦法——處死兇手，令眾官滿意；樹立牌坊，以平息民憤。真是一場及時雨。至于趙師韞的不法行為，各級大小官員均心知肚明，畢竟這是中國經(jīng)年累月形成的官場“文化”，所以在記錄案件的時候，手下留情，有意略去重要的細節(jié)。官官相衛(wèi)嘛，衛(wèi)人也衛(wèi)己。

史書說柳宗元是一名憨直的清官，只是再憨直，也不可能不知道一點官場規(guī)矩。其實，行文中他已經(jīng)有意無意地站在徐元慶那邊，稱他為“達理聞道之人”。他也許心中有數(shù)，只是無能為力，因而借批判陳子昂，抒發(fā)郁憤之情。

俱往矣。如今最令人郁憤的是，徐爽之后，徐爽們依然不斷涌現(xiàn)，只是中國再無柳宗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