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由來
天津的歷史沿革：
天津所在地原來是海洋，四千多年前，在黃河泥沙作用下慢慢露出海底，形成沖積平原。古黃河曾三次改道，在天津附近入海，3000年前在寧河縣附近入海，西漢時期在黃驊縣附近入海，北宋時在天津南郊入海。金朝時黃河南移，奪淮入海，天津海岸線固定。
漢武帝在武清設置鹽官。隋朝修建京杭運河后，在南運河和北運河的交會處，史稱三會海口，是天津最早的發祥地。唐朝在蘆臺開辟了鹽場，在寶坻設置鹽倉。遼朝在武清設立了“榷鹽院”，管理鹽務。金朝貞佑二年（1214年），在三岔口設直沽寨，在今天后宮附近已形成街道。是為天津最早的名稱。
元朝改直沽寨為海津鎮，這里成為漕糧運輸的轉運中心。設立大直沽鹽運使司，管理鹽的產銷。明建文二年，燕王朱棣在此渡過大運河南下爭奪皇位。朱棣成為皇帝后，為紀念由此起兵“靖難之役”，在永樂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將此地改名為天津，即天子經過的渡口之意。
作為軍事要地，在三岔河口西南的小直沽一帶，天津開始筑城設衛，稱天津衛，揭開了天津城市發展新的一頁。后又增設天津左衛和天津右衛。
清順治九年（1652年），天津衛、天津左衛和天津右衛三衛合并為天津衛，設立民政、鹽運和稅收、軍事等建置。雍正三年（1725年）升天津衛為天津州。
雍正九年（1731年）升天津州為天津府，轄六縣一州。清末時期，天津作為直隸總督的駐地，也成為李鴻章和袁世凱興辦洋務和發展北洋勢力的主要基地。
1860年，英、法聯軍占領天津，天津被迫開放，列強先后在天津設立租界。1900年7月，八國聯軍攻打天津，天津淪陷。1901年，由八國聯軍組成的天津都統衙門下令拆除城墻。
民國初年，天津在政治舞臺上扮演重要角色，數以百計的下野官僚政客以及清朝遺老進入天津租界避難，并圖謀復辟。其中包括民國總統黎元洪和前清廢帝溥儀。1928年6月，國民革命軍占領天津，南京國民政府設立天津特別市。
1930年6月，天津特別市改為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直轄的天津市。11月，因河北省省會由北平遷至天津，天津直轄市改為省轄市。1935年6月，河北省省會遷往保定，天津又改為直轄市。
侵占時期日本對天津基本實行武力統治。日軍對天津肆意燒殺搶掠，加上當時天津水災，使天津成為名副其實的人間地獄。被抓走的“勞工”達5萬人。天津曾于清朝大量開辟租界，日軍占領初期租界內還算比較安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強行占領其他國家租借地后天津再無寧日。
1949年1月15日凌晨5時，中國人民**東西突擊集團在金湯橋上勝利會師。17日解放塘沽，天津全境解放。1949年至1958年2月，天津是中央直轄市。1958年2月天津劃歸河北省。1967年1月恢復直轄市。
擴展資料：天津自古因漕運而興起，明永樂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404年12月23日）正式筑城，是中國古代唯一有確切建城時間記錄的城市。歷經600多年，造就了天津中西合璧、古今兼容的獨特城市風貌。1860年被辟為通商口岸后，天津成為中國北方開放的前沿和近代中國洋務運動的基地。
天津位于華北平原海河五大支流匯流處，東臨渤海，北依燕山，海河在城中蜿蜒而過，海河是天津的母親河。天津濱海新區被譽為“中國經濟第三增長極”。
天津地處華北平原北部，東臨渤海、北依燕山，位于東經116°43'至118°04'，北緯38°34'至40°15'之間。天津位于海河下游，地跨海河兩岸，北南長189千米，西東寬117千米。陸界長1137千米，海岸線長153千米。
天津是北京通往東北、華東地區鐵路的交通咽喉和遠洋航運的港口，有“河海要沖”和“畿輔門戶”之稱。對內腹地遼闊，輻射華北、東北、西北13個省市自治區，對外面向東北亞，是中國北方最大的沿海開放城市。
天津地處北溫帶位于中緯度亞歐大陸東岸，主要受季風環流的支配，是東亞季風盛行的地區，屬暖溫帶半濕潤季風性氣候。臨近渤海灣，海洋氣候對天津的影響比較明顯。
主要氣候特征是，四季分明，春季多風，干旱少雨；夏季炎熱，雨水集中；秋季氣爽，冷暖適中；冬季寒冷，干燥少雪，因此，春末夏初和秋天是到天津旅游的最佳季節。
參考資料來源：百度百科-天津
1、天津的由來：
清代乾隆初年，從漸江來天津的詩人汪沆，寫出描寫天津民俗的第一本竹枝詞（通俗詩），詩中說：“天津名自長陵賜”。長陵是指十三陵中理葬的明代皇帝成祖朱棣。天津就是在他登基作皇帝的第二年（永樂二年，公元1404）給起的名字。當時不是作為地名，而是作為軍事建置而命名的，它就是天津衛。
明建文二年（1400年），燕王朱棣在此渡過大運河南下爭奪皇位。朱棣成為皇帝后，為紀念由此起兵“靖難之役”，在永樂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404年12月23日）將此地改名為天津，即天子經過的渡口之意。作為軍事要地，在三岔河口西南的小直沽一帶，天津開始筑城設衛，稱天津衛，揭開了天津城市發展新的一頁。后又增設天津左衛和天津右衛。
2、截至2019年底，天津有16個市轄區（其中1個副省級區），共有鄉鎮級區劃數為245個。市轄區分為中心城區、環城區、濱海新區和遠郊區。
擴展資料：
1、風景名勝：
天津市區依河而建，1989年評選出的“津門十景”分別是“天塔旋云”、“薊北雄關”、“三盤暮雨”、“古剎晨鐘”、“海門古塞”、“沽水流霞”、“故里尋蹤”、“雙城醉月”、“龍潭浮翠”、“中環彩練”，這些景觀既有名勝古跡及舊景新顏，是新時代天津旅游景觀的代表。
2、天津地方特產：
天津三絕：天津三絕歷來有兩種說法：其一是被稱為天津風味小吃“三絕”的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和耳朵眼炸糕；其二是被稱為天津民間工藝“三絕”的泥人張彩塑、楊柳青年畫和風箏魏風箏。
特色小吃：糖礅、大餅雞蛋、茶湯兒、果仁張、崩豆張、面茶、楊村糕干。
特色早點：煎餅馃子、鍋巴菜、老豆腐、果子、燙面炸糕、卷圈、荷包蛋、糖果子、果篦兒。
天津特產：天津甘栗、天津冬菜、天津大白菜、獨流老醋、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耳朵眼炸糕。
參考資料：天津--百度百科、天津的由來--華夏網
金朝貞佑二年（1214年），在三岔口設直沽寨，是天津最早的名稱。
元朝改直沽寨為海津鎮，這里成為漕糧運輸的轉運中心。設立大直沽鹽運使司，管理鹽的產銷。
明建文二年（1400年），燕王朱棣在此渡過大運河南下爭奪皇位。朱棣成為皇帝后，為紀念由此起兵“靖難之役”，在永樂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404年12月23日）將此地改名為天津，即天子經過的渡口之意。
擴展資料：
天津地處華北平原北部，東臨渤海、北依燕山，位于東經116°43'至118°04'，北緯38°34'至40°15'之間。市中心位于東經117°10'，北緯39°10'。天津位于海河下游，地跨海河兩岸，北南長189千米，西東寬117千米。陸界長1137千米，海岸線長153千米。是北京通往東北、華東地區鐵路的交通咽喉和遠洋航運的港口，有“河海要沖”和“畿輔門戶”之稱。對內腹地遼闊，輻射華北、東北、西北13個省市自治區，對外面向東北亞，是中國北方最大的沿海開放城市。
明建文二年（1400年），燕王朱棣在天津渡過大運河南下爭奪皇位。朱棣成為皇帝后，為紀念由此起兵“靖難之役”，在永樂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404年12月23日）將此地改名為天津，即天子經過的渡口之意。作為軍事要地，在三岔河口西南的小直沽一帶，天津開始筑城設衛，稱天津衛，揭開了天津城市發展新的一頁。后又增設天津左衛和天津右衛。
天津簡稱津，意為天子經過的渡口，別名津沽、津門等。天津始于隋朝大運河的開通。在南運河和北運河的交匯處、現在的金鋼橋三岔河口地方，史稱“三會海口”，是天津最早的發祥地。唐朝中葉以后，天津成為南方糧、綢北運的水陸碼頭。金代在直沽設“直沽寨”，元朝設“海津鎮”，是軍事重鎮和漕糧轉運中心。
天津地處華北平原北部，東臨渤海、北依燕山，位于東經116°43'至118°04'，北緯38°34'至40°15'之間。市中心位于東經117°10'，北緯39°10'。天津位于海河下游，地跨海河兩岸，北南長189千米，西東寬117千米。陸界長1137千米，海岸線長153千米。是北京通往東北、華東地區鐵路的交通咽喉和遠洋航運的港口，有“河海要沖”和“畿輔門戶”之稱。對內腹地遼闊，輻射華北、東北、西北13個省市自治區，對外面向東北亞，是中國北方最大的沿海開放城市。
擴展資料
截至2019年底，天津有16個市轄區（其中1個副省級區），共有鄉鎮級區劃數為245個。市轄區分為中心城區、環城區、濱海新區和遠郊區。
《天津市空間發展戰略》提出“雙城雙港、相向拓展、一軸兩帶、南北生態”城市規劃理念。其中，“雙城”是指天津市中心城區和濱海新區核心區；“雙港”是指天津港和天津南港；“南北”指市域中北部及南部；“北端”是指薊縣北部山地丘陵地帶。
中心城區是天津的發祥地，也是政治文化教育經濟商業中心。按照服務業功能，中心城區按照“金融和平”、“商務河西”、“科技南開”、“金貿河東”、“創意河北”、“商貿紅橋”的功能定位。
參考資料來源：天津政務網：天津歷史沿革
明建文二年（1400年），燕王朱棣在此渡過大運河南下爭奪皇位。朱棣成為皇帝后，為紀念由此起兵“靖難之役”，在永樂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404年12月23日）將此地改名為天津，即天子經過的渡口之意。
作為軍事要地，在三岔河口西南的小直沽一帶，天津開始筑城設衛，稱天津衛，揭開了天津城市發展新的一頁。后又增設天津左衛和天津右衛。
天津所在地原來是海洋，四千多年前，在黃河泥沙作用下慢慢露出海底，形成沖積平原。古黃河曾三次改道，在天津附近入海，3000年前在寧河縣附近入海，西漢時期在黃驊縣附近入海，北宋時在天津南郊入海。金朝時黃河南移，奪淮入海，天津海岸線固定。
地名來源
由來眾說紛紜，大致有以下幾種：
詩詞之說“天津”一詞最早出現于戰國時代楚國著名詩人屈原的詩歌中，他在《離騷》中寫下了“朝發軔于天津兮”這一昂揚的詩句。星官之說“天津”的名稱來源于星官名“天津星”，《隋書·天文志》在記載“九坎東列星”時記載：“尾亦為九子箕，亦曰天津”。
河名之說“天津”源自河名“天津河”，《金史·河渠志》中記載：“通濟河創設巡河官一員，與天津河同為一司，通管漕河閘岸，上名天津河巡河官隸督水監”。
賜名之說“天津”流傳最廣、史料最充分、記載最清楚的說法是源于皇帝的賜名，天津是“天子津渡”之意，是明朝皇帝朱棣奪取帝位成功，始發于渡過沽河，于永樂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404年12月23日），傳諭旨“筑城浚池，賜名天津”。
明朝文人李東陽的《重建三官廟碑記》，碑記里注有：“天津象征天子車馬所渡之地”的詞句。
擴展資料：
天津，簡稱津，中華人民共和國直轄市、國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環渤海地區經濟中心、首批沿海開放城市，全國先進制造研發基地、北方國際航運核心區、金融創新運營示范區、改革開放先行區。
天津自古因漕運而興起，明永樂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404年12月23日）正式筑城，是中國古代唯一有確切建城時間記錄的城市。歷經600多年，造就了天津中西合璧、古今兼容的獨特城市風貌。
天津位于華北平原海河五大支流匯流處，東臨渤海，北依燕山，海河在城中蜿蜒而過，海河是天津的母親河。天津濱海新區被譽為“中國經濟第三增長極”。天津是夏季達沃斯論壇常駐舉辦城市。
參考資料：百度百科-天津
天津人文地理歷史介紹
越多越好天津位于華北平原的東北部，東臨渤海，北依燕山，西倚京城，處在海河流域的下游，海河上吞九水，中連七十二沽，下游入海，大運河流經此地南下，居航運樞紐，為京畿門戶，總面積約11305平方公里，有152公里長的海岸線，是中國第三大城市。天津雖然地處渤海之濱，但氣候仍帶有暖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的明顯特點，四季分明，春日短且多風，夏日多雨、炎熱、秋季短促，冬季寒冷。清人張燾在其所作的《津門雜記》一書中，對天津的氣候及其對城市生態的影響，有一段極為生動的描述：“天津氣候，非冬即夏，所求春秋佳日絕少。二三月間猶寒氣不減，一如隆冬。每至首夏清和，今日體著重綿，明日手則揮扇，其立見炎涼如此。且有干風吹揚塵土，其勢甚狂，幾幾乎無日無之，人目盡瞇，禾苗枯萎，所以常苦旱荒。夏秋之交，雨勢稍大，又防沖決，濕蒸炎熱異常。中秋節后，人猶袒背以行，無幾日，又行冬令，朔風驟起，木葉盡脫，便覺寒威徹骨，溪水結冰矣。居人非臥暖炕，擁煤爐，不足以過冬。”
天津平原的早期開發，大約開始于距今6000年的新石器時代。此前天津的絕大部分地區還是一片汪洋大海。其發展經歷了一個由北向南逐步推進的歷程。
1974年，天津考古工作者在天津北郊劉家碼頭發掘出的石斧、石磨棒以及后來陸續在武清、寧河、寶坻縣發現的石斧、石磨棒、石耜、石鏃等新石器時代的遺物，說明了在新石器時代已有群居的先民在該地區進行農耕和漁獵活動。
在天津平原的成陸過程中，黃河的三次北遷天津附近入海，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一點已從考古發現的在張貴莊、巨葛莊、沙井子一線和白沙嶺、泥沽一線以及漢沽區雙橋子和塘沽區高沙嶺一線由于古黃河改道的淤泥作用和海生貝類動物在海潮推動下逐漸堆積而成的與今海岸線平行的三道貝殼堤中得到了證實。
戰國時期，天津平原得到了大規模的開發。1956年，在天津東部張貴莊一帶考古發現的33座戰國墓葬中，陶制的鼎、豆、壺，夾云母屑紅陶三足器，魚、鳥紋飾的陶壺，燕國的貨幣“明刀”等以及后來陸續發現的戰國遺址中鐵制的鑊、鋤、鏟、鐮、斧、鑿及陶制的魚網墜等，都足以證明在戰國時期，天津地區的農業、漁業及商業已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特別是從居住遺址中發現的大量墻磚、筒瓦、板瓦和印有猛虎怒吼紋樣的瓦當等，說明了當時已有了華貴精美的房屋建筑。
西漢時期，隸屬漁陽郡的泉州城（今武清縣東北城上村）建立，成為當時天津平原的政治、經濟和邊防中心，這也是早期城市在天津平原上的第一次城址選擇。
唐代，天津地區的河海沖要地位更顯突出。作為海河運輸中轉必由之路，“三會海口”之名出現，進一步說明天津作為港口城市的歷史特定職能。
五代之后，天津地區又成為宋遼南北對峙的前沿陣地。“寨”、“鋪”行政管理系統、軍事屯墾的出現及南北經濟交流的加強，推動了城市形成的歷程。
金元時期北京的定都，為天津城市的勃興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契機。金王朝在此設“直沽寨”，奠定了天津城市發展的基礎。至今，“直沽”二字仍被廣泛地用為天津的代名詞。元朝時，大都的軍需民食，繁榮富庶，“無不仰給于江南”，因而漕運發達。直沽以其優越的地理位置成為漕船轉運樞紐和漕糧儲備基地，城市的載體功能亦隨之不斷加強。
為保障漕運暢通，元政府曾先后在天津建起兩座天妃宮，其中以海河三岔口處的天妃宮最為繁盛，促使了三岔河口一帶，特別是宮南、宮北大街的空前繁榮。元朝國子監祭酒張翥在《代祀天妃廟次直沽作》詩文中記載了當時糧船集中在三岔河口的盛況和祭祀活動的情景：“曉日三岔口，連檣集萬艘。普天均雨露，大海靜波濤。入廟靈風肅，焚香瑞氣高。使臣三奠畢，喜氣滿宮袍。”由于天妃宮（后稱天后宮）建立的時間早于天津建城設衛，故又為后人留下了“先有天后宮，后有天津衛”的歷史佳話。
明清時期，天津的政治、經濟、文化得到了更進一步的發展，逐步成為中國北方最為繁榮的商業大都會。天津：十種文化的交融
中國四大直轄市之一的天津市，地處太平洋西岸環渤海彎邊的華北平原東北部，位于海河流域下游，東臨渤海，北依燕山，西靠首都北京，總面積1.19萬平方公里，是中國北方最大的商業都市和港口城市。天津建城600年來，形成了獨特的城市文化。對天津城市文化的形成以及多元化、兼容性的特點，進行簡要的剖析和闡釋，可以明顯地感受到天津地域文化是由海河文化、城廂文化、寺廟文化、移民文化、軍旅文化、漕運文化、商埠文化、碼頭文化、租界文化、慈善文化等10個方面融合而成的。
1、海河文化
天津的自然生態環境，是長期由河流淤積而形成的沿海平原。水是這座城市生成和發展的原動力。貫穿天津的海河，將北運河、南運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與渤海溝通起來，直接影響著天津的城市風貌和風土人情。天津城市發展的最大優勢，就是河海交匯形成的水文化。以此為濫觴，又派生出運河文化、漕運文化、碼頭文化、鹽商文化、港口文化及商埠文化。可以說：“水”是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第一要義。水文化的流動性，催生了天津都市文化的開放性、包容性和多元性。
天津從村落開始，就借助與水密切相關的魚鹽之利而發展；隋煬帝開通大運河之后，天津又和黃河、長江水系相連，南糧北運以及鹽業的發展，使天津成為河海交織的航運碼頭，從而促進了漕運、商業、貿易的發展。天津在明清兩代是拱衛京師之門戶、河海轉運的樞紐、貿易繁茂的商埠。在當時，糧、鹽貿易為其兩大經濟支柱，而魚、鹽是天津兩項重要的財源。
2、城廂文化
老城廂是天津形成和發展的搖籃，從建城以來，直至20世紀20年代，老城廂始終是天津市的中心區。1901年，城墻拆除，在原址建成東南西北四條馬路。老城分四個居住區，即東北角、東南角、西北角和西南角，建筑風格和道路形成各有不同。東北角和東南角多為商賈富戶，建筑宏偉，院深宅大。而西南城區，地勢低洼，是貧苦百姓的居住地。因此素有“北門富，東門貴，南門賤，西門貧”之說。
城廂文化屬于上層儒雅文化，如果說：明正德十一年（1516），天津記載中的第一座官署園林——浣俗亭（筑于戶部分司官署內），開創了天津上層儒雅文化建設的先河；那么，天津城四面的門額——“拱北、定南、安西、鎮東”——和鼓樓上津門詩人梅寶璐撰聯——“高敞快登臨，看七十二沽往來帆影；繁華誰喚醒，聽一百八杵早晚鐘聲”——則是天津儒雅文化的典型昭示。老城里是文風鼎盛、名流薈萃之地，有著深厚的文化積淀，文廟、問津書院、會文書院、中營小學等為天津教育的發展居功至偉。嚴修、張伯苓、林墨青、劉寶慈等教育家，在老城里留下了許多感人的故事。這里有名人故居多處，如著名書法家華士奎、實業家范竹齋、古文字專家王襄、教育家馬千里、書法家孟廣慧、小說作家劉云若等人的故居。還有大院宅第多處，如倉廒街徐家大院、北門里卞家大院、東門里姚家大院、府署街王家大院、南門里祁家大院、二道街于家大院、東門里楊家大院等
3、寺廟文化
有些學者認為，從信仰習俗層面分析，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原生點是媽祖崇拜，因而說“先有娘娘廟，后有天津城”。天津媽祖文化雖地位顯赫，但并不排斥異己、唯我獨尊，在天津，儒、道、釋等傳統文化以及外來宗教文化各行其是——以天后宮為代表的媽祖民俗文化、以祭祀孔子的文廟和祭祀關羽的武廟為代表的儒家文化、以大悲院為代表的佛教文化、以玉皇閣、呂祖堂為代表的道教文化、以清真大寺為代表的伊斯蘭文化，以及以望海樓、老西開教堂為代表的天主教文化等，在這里構成了多姿多彩的多元狀況。究其原因，一是天津地域文化成型發展時間不長，傳統的主流文化不足以罷黜百家，因而缺乏束縛力；二是在這座移民城市里，土著人口較少，故而風俗與信仰處于混雜和互不相擾的局面。
舊時，天津民間信仰多種神靈，反映出天津地域文化兼容并包、異彩紛呈的特色。大批移民聚居津門，孤獨求助的祈福心理、畏懼災禍的避禍心理，加之各地移民來形形色色的神偶及其民間宗教傳說，就形成了天津民間的多神崇拜。隨著文明普及和社會進步，人們對諸神的信仰早已淡漠；但以寺廟為名的街巷，作為歷史文化的見證，卻仍活躍在人們的口頭上和記憶中。
4、移民文化
《天津衛志》載：“天津近東海，故荒石蘆荻處，永樂初始辟而居之，雜以閩、廣、吳、楚、齊、梁之民。”這是說，天津筑城設衛之后，商販船家云集，戍守軍旅常駐，流動人口激增。通過來往于三岔河口的無數船舶，天津城接納了漕運船民、移居商賈、墾戍軍士、破產農戶和外省務工人員，形成“五方雜處”的移民城市。1845年編寫的《津門保甲圖說》顯示，城內和北部、東部沿河一帶屬于城區范圍的居民中，土著居民為740戶，僅占全城區總戶數的2·28％。這表明在天津城市人口中移民占了絕大比重。另外，河北、山東、山西一帶的農民，成為天津移民的另一主流。
外來人口向天津的大規模遷移，為天津近代經濟的發展起到促進作用。下層移民提供大量人力——其謀生出路，一是進入天津近代工廠做工或到商店學徒；二是以碼頭苦力、人力車夫、家庭雇工、理發、垃圾清理、廢品回收為生；三是以沿街叫賣或手工修補為業；四是無業游民和乞丐。中層移民——中小企業家、知識分子、經管人才和科技人才，他們薈萃津門，成為天津城市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上層移民——軍閥政客、清朝遺老，以及地方豪富商紳，由于失勢下野或逃避戰亂，紛紛遷入天津租界，為城市經濟注入了大量的貨幣資金，同時，又形成了獨特的“寓公文化”。總之，移民文化與天津原生文化的混雜和碰撞，南北交融，雅俗共存，形成了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多元化和天津社會生活的多樣化。
5、軍旅文化
十五世紀初年，明成祖朱棣在遷都北京時認為：臨近京畿的海濱無防，猶如庭戶無門，遂調來淮軍前來鎮守，并賜名天津，擴寨增防，按軍事建制設立天津衛。作為軍事衛所，戍守的軍士成為移居天津最早的居民。歷代屯田士兵、漕運水手，以及李鴻章駐津的淮軍、袁世凱在津訓練的新軍，都為天津地域文化增添著軍旅氣氛。造就了天津民俗尚武的豪氣和堅忍不拔的性情。
在明清兩代，軍人及家屬在天津是高度集中的群體。軍旅性格中堅忍不拔的硬性，與移民性格中燕趙慷慨的豪情相結合，就形成天津人的性格主調——豪爽直率、愛憎分明、疾惡如仇、見義勇為，以扶弱濟貧、打抱不平為尚。義和團攻打天津租界以及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都顯示出天津人勇猛頑強的性情。在天津歷來的慈善和公益事業上，典型地體現出天津哥們兒的俠肝義膽和古道熱腸。與此同時，也形成天津民俗好管閑事、火氣暴烈，甚至“逞強好斗、滋事挑釁”的風氣。由此帶來的負面效應，就形成了早年青幫、腳行、混混兒等得以在天津碼頭獨霸一方的社會環境。六、漕運文化
天津在歷史上是中國北方的漕運重地、物流中心、交通樞紐。天津供奉媽祖始于元代海漕興起，稱媽祖為天妃、天后、靈惠夫人、娘娘和海神，并于公元１２９０年和１３２６年先后在大、小直沽修建媽祖廟。小直沽媽祖廟（又稱天后宮或西廟）為世界三大媽祖廟之一。天津媽祖文化是漕運文化和俗文化的典型代表。
在明清兩代，天后宮及其周邊地區是天津經濟、文化的中心地帶。東門外與北門外沿河地區，已成為老城廂之外另一個人口稠密的聚落區。當時宮南、宮北大街形成熱鬧非凡的商街，由此延長到東北角、估衣街、北大關附近，是漕運派生的商業區，如肉市、魚市、茶市、布市、洋貨市場、牲口市等，皆聚于此。北起三叉河口，南至水閣大街的區域，則是最繁忙的漕運碼頭區，這里百船聚會、車水馬龍、商賈云集、寸土寸金。
天津聚落是伴隨漕運而逐漸形成的，具有明顯的帶狀分布特征。運河與海河沿岸附近的聚落密度和規模都較大。漕運不僅溝通了南北的糧鹽，也推動了南北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天津地域文化在形成過程中，在兼容和吸納了京都文化、燕趙文化和齊魯文化的同時，也融入了江浙文化和閩粵文化。北方人的粗獷豪爽與南方人的精明干練，都對天津民俗的人文性格形成，產生了主要的影響。
七、商埠文化
由于漕運帶來的商機和鹽業的興盛，使天津“因商而興”，一躍而為中國北方最大的商業都會。《津門雜記》曰：“天津無沃壤腴田，民多以賈趨利。”天津有150多公里長的海岸線，中國最著名的海鹽產區長蘆鹽場就位于這里。直至今日，年產原鹽240萬噸，占全國海鹽總產量的十分之一。鹽商經濟與傳統的儒家文化相結合，就產生了鹽商文化。在歷史上，資本雄厚的鹽商在天津商埠文化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清初以來有“八大家”之說，來新夏主編的《天津近代史》云：“被天津社會相沿傳稱的‘八大家’，他們是‘天成號韓家’（糧、船商）、‘益照臨張家’（鹽商）、‘益德裕高家’（鹽商）、‘楊柳青石家’（糧商兼大地主）、‘土城劉家’（糧商）、‘長源楊家’（鹽商）、‘正興德穆家’（糧商）、‘振德黃家’（鹽商）。”糧商與鹽商各占4家。
天津鹽商致富之后，斥資于津門炮臺筑設、文化教育、慈善救濟等公益事業，平心而論，他們對于推動天津地域文化功不可沒。水西莊、問津閣、寓游園等私家園林都為鹽商所建，富麗堂皇的皇家園林——柳墅行宮，就是天津鹽商集資，專為乾隆駐蹕而建造的。
進入20世紀，商業中心從傳統的城廂北部地區，逐漸南移至日、法兩租界，即移至旭街（今和平路）、梨棧（今勸業場）一帶。租界成為天津消費的主要區域，逐漸取代了老城的位置。天津城市標志物先后是渤海大樓、百貨大樓等商業建筑。外地人來津，如果沒逛勸業場，就被視為白來一趟。足見天津商業文化在人們心目中地位。
明清以來，安徽、廣東、福建、浙江、江蘇等南方省區商賈紛紛向天津匯集，經商定居，“數世之后，子孫孳息，而戶口始繁如。”居住在津的外省籍商人為維護自身利益，以鄉誼為紐帶結成了民間組織——會館，如山西會館、閩粵會館、山東會館、云貴會館、安徽會館、廣東會館等。在天津工商界廣幫、潮州幫、山西幫、寧波幫、河北冀州幫等都很有實力和影響。這從另一個側面表明：外省文化，特別是南方商業文化對天津都市文化產生的影響，不可低估。商埠文化創造了社會的繁榮，對于天津地域民俗文化和風氣習俗、道德觀、價值觀都有直接影響。經商講求“和氣生財”“買賣不成仁義在”，這對于造就天津民俗熱情好客、樂善好施、樂觀幽默的風習，不無影響。
八、碼頭文化
清代以來，天津周邊地區水災頻仍，河北、山東、山西的大量難民挈婦將雛涌入天津。他們面前無非兩條主要出路：一是喝破爛，回收廢品糊口；二是干腳行，扛包裝卸養家。大批難民“闖碼頭”涌入天津的同時，也將他們各自的地方文化——燕趙文化、齊魯文化和晉陽文化帶到了天津。
以碼頭為特色的市俗文化表現在民間藝術上是曲藝，因而天津成為北方曲藝的大碼頭。碼頭文化催生了天津特色食品：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十八街麻花、大餅卷醬牛肉、煎餅果子等——就餐時不用碗筷，也不必正襟危坐，用荷葉一包或用紙一托，卷起來就咬，可邊走邊吃，既方便省時，又價廉實惠，吃起來瓷實，還不耽誤扛包上跳——這就是碼頭文化在天津民間飲食上的典型體現。
碼頭文化的流動性，賦予天津人更多的開放性和兼容性；碼頭文化的競爭性，賦予天津人更多的危機意識和較強的求生意志；碼頭文化的多元特征，則賦予天津人更多的自由精神和適應能力。但也應看到，由于碼頭文化的主體成分是失去土地的北方農民，他們以“闖碼頭”的形式進入天津，其思維方式、價值觀念都屬于小農經濟式的，在講義氣、抱團兒、性情豪爽淳樸之外，視野狹隘、不思進取、小富即安的思想性格弱點，也顯而易見。這種缺乏獨創雄心與開拓魄力的思想，表現在民俗文化上，就是思想上的因循與茍安，以及文化上的模仿和因襲天津：十種文化的交融
中國四大直轄市之一的天津市，地處太平洋西岸環渤海彎邊的華北平原東北部，位于海河流域下游，東臨渤海，北依燕山，西靠首都北京，總面積1.19萬平方公里，是中國北方最大的商業都市和港口城市。天津建城600年來，形成了獨特的城市文化。對天津城市文化的形成以及多元化、兼容性的特點，進行簡要的剖析和闡釋，可以明顯地感受到天津地域文化是由海河文化、城廂文化、寺廟文化、移民文化、軍旅文化、漕運文化、商埠文化、碼頭文化、租界文化、慈善文化等10個方面融合而成的。
1、海河文化
天津的自然生態環境，是長期由河流淤積而形成的沿海平原。水是這座城市生成和發展的原動力。貫穿天津的海河，將北運河、南運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與渤海溝通起來，直接影響著天津的城市風貌和風土人情。天津城市發展的最大優勢，就是河海交匯形成的水文化。以此為濫觴，又派生出運河文化、漕運文化、碼頭文化、鹽商文化、港口文化及商埠文化。可以說：“水”是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第一要義。水文化的流動性，催生了天津都市文化的開放性、包容性和多元性。
天津從村落開始，就借助與水密切相關的魚鹽之利而發展；隋煬帝開通大運河之后，天津又和黃河、長江水系相連，南糧北運以及鹽業的發展，使天津成為河海交織的航運碼頭，從而促進了漕運、商業、貿易的發展。天津在明清兩代是拱衛京師之門戶、河海轉運的樞紐、貿易繁茂的商埠。在當時，糧、鹽貿易為其兩大經濟支柱，而魚、鹽是天津兩項重要的財源。
2、城廂文化
老城廂是天津形成和發展的搖籃，從建城以來，直至20世紀20年代，老城廂始終是天津市的中心區。1901年，城墻拆除，在原址建成東南西北四條馬路。老城分四個居住區，即東北角、東南角、西北角和西南角，建筑風格和道路形成各有不同。東北角和東南角多為商賈富戶，建筑宏偉，院深宅大。而西南城區，地勢低洼，是貧苦百姓的居住地。因此素有“北門富，東門貴，南門賤，西門貧”之說。
城廂文化屬于上層儒雅文化，如果說：明正德十一年（1516），天津記載中的第一座官署園林——浣俗亭（筑于戶部分司官署內），開創了天津上層儒雅文化建設的先河；那么，天津城四面的門額——“拱北、定南、安西、鎮東”——和鼓樓上津門詩人梅寶璐撰聯——“高敞快登臨，看七十二沽往來帆影；繁華誰喚醒，聽一百八杵早晚鐘聲”——則是天津儒雅文化的典型昭示。老城里是文風鼎盛、名流薈萃之地，有著深厚的文化積淀，文廟、問津書院、會文書院、中營小學等為天津教育的發展居功至偉。嚴修、張伯苓、林墨青、劉寶慈等教育家，在老城里留下了許多感人的故事。這里有名人故居多處，如著名書法家華士奎、實業家范竹齋、古文字專家王襄、教育家馬千里、書法家孟廣慧、小說作家劉云若等人的故居。還有大院宅第多處，如倉廒街徐家大院、北門里卞家大院、東門里姚家大院、府署街王家大院、南門里祁家大院、二道街于家大院、東門里楊家大院等
3、寺廟文化
有些學者認為，從信仰習俗層面分析，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原生點是媽祖崇拜，因而說“先有娘娘廟，后有天津城”。天津媽祖文化雖地位顯赫，但并不排斥異己、唯我獨尊，在天津，儒、道、釋等傳統文化以及外來宗教文化各行其是——以天后宮為代表的媽祖民俗文化、以祭祀孔子的文廟和祭祀關羽的武廟為代表的儒家文化、以大悲院為代表的佛教文化、以玉皇閣、呂祖堂為代表的道教文化、以清真大寺為代表的伊斯蘭文化，以及以望海樓、老西開教堂為代表的天主教文化等，在這里構成了多姿多彩的多元狀況。究其原因，一是天津地域文化成型發展時間不長，傳統的主流文化不足以罷黜百家，因而缺乏束縛力；二是在這座移民城市里，土著人口較少，故而風俗與信仰處于混雜和互不相擾的局面。
舊時，天津民間信仰多種神靈，反映出天津地域文化兼容并包、異彩紛呈的特色。大批移民聚居津門，孤獨求助的祈福心理、畏懼災禍的避禍心理，加之各地移民來形形色色的神偶及其民間宗教傳說，就形成了天津民間的多神崇拜。隨著文明普及和社會進步，人們對諸神的信仰早已淡漠；但以寺廟為名的街巷，作為歷史文化的見證，卻仍活躍在人們的口頭上和記憶中。
4、移民文化
《天津衛志》載：“天津近東海，故荒石蘆荻處，永樂初始辟而居之，雜以閩、廣、吳、楚、齊、梁之民。”這是說，天津筑城設衛之后，商販船家云集，戍守軍旅常駐，流動人口激增。通過來往于三岔河口的無數船舶，天津城接納了漕運船民、移居商賈、墾戍軍士、破產農戶和外省務工人員，形成“五方雜處”的移民城市。1845年編寫的《津門保甲圖說》顯示，城內和北部、東部沿河一帶屬于城區范圍的居民中，土著居民為740戶，僅占全城區總戶數的2·28％。這表明在天津城市人口中移民占了絕大比重。另外，河北、山東、山西一帶的農民，成為天津移民的另一主流。
外來人口向天津的大規模遷移，為天津近代經濟的發展起到促進作用。下層移民提供大量人力——其謀生出路，一是進入天津近代工廠做工或到商店學徒；二是以碼頭苦力、人力車夫、家庭雇工、理發、垃圾清理、廢品回收為生；三是以沿街叫賣或手工修補為業；四是無業游民和乞丐。中層移民——中小企業家、知識分子、經管人才和科技人才，他們薈萃津門，成為天津城市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上層移民——軍閥政客、清朝遺老，以及地方豪富商紳，由于失勢下野或逃避戰亂，紛紛遷入天津租界，為城市經濟注入了大量的貨幣資金，同時，又形成了獨特的“寓公文化”。總之，移民文化與天津原生文化的混雜和碰撞，南北交融，雅俗共存，形成了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多元化和天津社會生活的多樣化。
5、軍旅文化
十五世紀初年，明成祖朱棣在遷都北京時認為：臨近京畿的海濱無防，猶如庭戶無門，遂調來淮軍前來鎮守，并賜名天津，擴寨增防，按軍事建制設立天津衛。作為軍事衛所，戍守的軍士成為移居天津最早的居民。歷代屯田士兵、漕運水手，以及李鴻章駐津的淮軍、袁世凱在津訓練的新軍，都為天津地域文化增添著軍旅氣氛。造就了天津民俗尚武的豪氣和堅忍不拔的性情。
在明清兩代，軍人及家屬在天津是高度集中的群體。軍旅性格中堅忍不拔的硬性，與移民性格中燕趙慷慨的豪情相結合，就形成天津人的性格主調——豪爽直率、愛憎分明、疾惡如仇、見義勇為，以扶弱濟貧、打抱不平為尚。義和團攻打天津租界以及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都顯示出天津人勇猛頑強的性情。在天津歷來的慈善和公益事業上，典型地體現出天津哥們兒的俠肝義膽和古道熱腸。與此同時，也形成天津民俗好管閑事、火氣暴烈，甚至“逞強好斗、滋事挑釁”的風氣。由此帶來的負面效應，就形成了早年青幫、腳行、混混兒等得以在天津碼頭獨霸一方的社會環境。天津原本就是個漁村，60年前開始建衛，就叫天津衛
中國目前發現的最早的，也是最大的古城是什么文化
中國目前發現的最早的,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古城是什么文化 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區在太湖流域，而遺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區則在太湖流域的東北部、東部和東南部。1936年在浙江杭縣（現屬余杭縣）發現的良渚遺址，實際上是余杭縣的良渚、瓶窯、安溪三鎮之間許多遺址的總稱。1959年依照考古慣例按發現地點良渚命名，是為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存續之間約為距今5300年至4200年前，屬于新石器時代，該文化遺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鉞、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鐲、玉管、玉珠、玉墜、柱形玉器、錐形玉器、玉帶及環等；另外，陶器也相當細致。
歷史意義
良渚文化時期的城址發掘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一項課題，它關系到國家的起源。良渚城 柱形玉器 新石器時代良渚墻的發現讓人更加確信中華文明至少誕生于距今5300年至4300年之前。良渚文化一向被譽為“文明的曙光”。在中國史前文明的各大遺址中，良渚遺址的規模最大，水平最高。考古人員2007年11月29日在杭州宣布，一座290多萬平方米的5000年前的古城在良渚遺址的核心區域被發現。北京大學教授嚴文明等考古學家指出，這是長江中下游地區首次發現同時代中國最大的良渚文化時期的城址，也是至今所發現的，可稱為“中華第一城”。良渚古城的發現，改變了良渚文化文明曙光初露的原有認識，標志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時期已經進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發展階段。分布于余杭境內的“良渚遺址群”，是良渚文化的中心。國家文物局指出：良渚遺址群將成為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文化背景
良渚，歷史悠久，人杰地靈，是被謄為中華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的發祥地。良渚文化是環太湖流域分布的以黑陶和磨光玉器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因1936年首先發現于良渚而命名，距今5300—4000年。對“良渚遺址”出土的人物，經基因鑒定確認，良諸人是駱越后裔。
中國文明的曙光是從良渚升起的，良渚是中華民族和東方文明的圣地，國家文物局已正式將良渚遺址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預備清單。
良渚文化是分布于環太湖地區一支著名的史前考古學文化，距今5300～4000年。良渚遺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遺址和文化命名地，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區的良渚、瓶窯兩鎮。
1986年，良渚反山遺址先被發現，發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這幾年，良渚文化遺址從40多處增加到135處，有村落、墓地、祭壇等各種遺存。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文化類型，代表遺址為良渚遺址，距今5300-4000年。良渚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區在太湖流域，而遺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區則在太湖流域的東北部、東部和東南部。該文化遺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鉞、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鐲、玉管、玉珠、玉墜、柱形玉器、錐形玉器、玉帶及環等；另外，陶器也相當細致。
良渚文化遺址位于杭州城北18公里處余杭區良渚鎮。1936年發現的良渚遺址，實際上是余杭縣的良渚、瓶窯、安溪三鎮之間許多遺址的總稱。是新石器時代晚期人類聚居的地方。年代為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000年，是長江下游良渚文化的代表性遺址，1959年依照考古慣例按發現地點良渚命名，是為良渚文化。遺址總面積約34平方公里。2019年良渚遺址被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2019年，將申報世界文化遺產。賈湖遺址，裴李崗文化都在9000-6000年之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