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小就知道父親是個會計，因為人們都稱呼他“李會計”，起初我以為那就是他的名字，后來又以為那是他的官職。不論調動到哪個單位，父親都是當會計，幼小的我誤認為這會計必須由他來當，別人當不了。我也一直以此感到自豪。

1950年，父親考入縣二中上初中，1954年畢業，其間休學一年回鄉修水庫攢學費。那時新中國剛建立，亟需各類人才，縣政府直接到中學招收品學兼優的畢業生錄為國家工作人員。父親所在的班招了4人，他有幸名列其中。最初，他被分配在一個區公所糧食股當保供員，一個人守住一座糧倉，后來經過專業培訓當上統計員。縣里成立糧食局后，又經過一次專業培訓，他調到公社糧站當會計。之后除了短期的下放農村和參加縣革委工作隊之外，先后從糧食部門調到水利部門，再調到農業部門和工商部門，一直都是做會計工作。文革期間修建青山壟水庫，那是當時郴州地區唯一的一座大型灌溉水庫，相鄰三縣調集十萬民工大會戰，父親在縣革委工作隊工作后調入水庫工程指揮部當會計，水庫工程完成后調入縣農科所當會計。

父親只有初中文化，雖有幾十年的財會工作經驗，為提高自身專業素質，年過五旬仍堅持參加專業理論學習和培訓，通過鑒定考試先后取得珠算技術等級證和會計證，又參加北京財貿金融函授學院的專業學習和預算會計師培訓班，取得預算會計專業大專級培訓班結業證書，成為全縣改革職稱評定、實行專業技術職務聘任制度后首批僅有的兩名會計師之一。

在生活中，他是個隨和大度的人，極少與人計較。有時偶爾從市場上買把菜回來，又老又貴，被母親說得一無是處。但在他的財會室里卻錙銖必較，他不僅對數字特別敏感，而且會跟任何人較真，不論那人是經手人還是“一把手”。人們都說他是算盤吊在屁股上走的人，每言事必先算賬，算賬必認真，由此得了個“鐵算盤”的雅號。也因此常得罪人，單位里不少人跟他保持一種微妙的關系，不近也不遠。有敬他的，有怕他的，有惹不起卻又躲不開他的，單位里凡是與錢財打交道的人都繞不開他。

會計的日常工作就是算賬、結賬、做賬，做起來枯燥乏味。在父親的日程表里，幾乎沒有節假日，有時甚至不分白天黑夜，家里的事全由母親一人操持。如果要他去拉關系求人辦事，他會顯得束手無策，而且極不情愿。但只要是財務上的事，他都能輕車熟路，得心應手，從未犯過難。那時，我們家不論搬到哪里，都是住在單位院子里，父親到家里似乎就是吃飯睡覺，母親說他是來住旅社的。他總是一有時間就窩在辦公室里撥算盤，只要有一分錢對不上就必須重新來過，直到賬面完全相符為止。每到月底，特別是到年終結算那陣子，他幾乎是一杯茶一根煙，一只算盤到天明。

自從把自己捆在算盤上后，父親便不再有旁的興趣。家里除了他那些財務制度匯編一類的業務書，便沒有其他的藏書。那些書是他工作的準繩，每次搬家都會優先帶上。父親做過的最大的“官”是財會股長，“按財務制度辦”是他嘴上唯一的一句“官話”，他辦起財務上的事來近乎教條，連單位的“一把手”也拗不過他。在修建青山壟水庫期間，由于搞突擊式大會戰，限于當時的特定條件，管理不規范，尤其是白條現象嚴重，有的將煙盒紙反過來寫個條子就能報賬領錢。父親面對每一張票據都要反復核查，有時一天到晚處于爭吵之中，但無論對方怎樣吵鬧，他手中的尺度始終絲毫不松。有人勸他，何必那么較真，搞得如此復雜。他卻認為，這恰恰是最簡單有效的管理，不這樣做才會更復雜。在他眼里，規章是鐵的，算盤是鐵的，賬本是鐵的，這是誰也不能讓他動搖的。

改革開放之初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當時父親正在縣良種場當會計，改革沒有現成的模式，他率先探索制定科學合理的承包管理方案，受到上級主管部門的認可，在全地區農業場所推廣。1982年3月底，他接到郴州地區行署農村辦的聘任書，被聘為全區農場會計培訓班兼職教師，為期兩個月。那是個尊重知識的年代，這期全區農業干部培訓班開設了多個專業班，授課老師均為地區師專和農校的在職教師，從縣級基層抽調的教師只有父親一人。這讓我們全家人都有一種說不出的自豪感。20世紀80年代中期，父親調入縣工商局，當時國家的市場機制尚未健全，他結合工作實際，大膽改革管理體系，制定了工商票證管理辦法，在全地區推廣。1990年9月初，他再次以出色的業務能力被郴州地區工商局聘為全區工商行政管理系統財會培訓班教師，再次被“拔高”使用。父親憑著自己幾十年對財會事業的熱愛和辛勤付出，得到行業的認可，多次被評為財會先進工作者，榮獲國家財政部從事財會工作三十年榮譽證章和國家農牧漁部農牧漁業財會榮譽證章。

沒想到父親還沒等到退休就走了，臨終前常說起自己的人生，他帶有愧意地跟我說：“這輩子生養了你們五兄妹，把你們拉扯大，多虧了你媽媽，她沒有正式工作，吃了很多苦。很長一段時期家里不得不借債度日，你是家中老大，參加工作后著實幫了家里一把，剛還清了舊賬，僅有的微薄積蓄又被我治病花光。目前除老滿還在部隊服役外，你們幾個大的都參加了工作，成了家，孫子外孫也有了，我對此已沒有遺憾，只是這輩子沒有給你們留下什么。”臨終前一天，父親交待我，在他的臥室里有一包舊賬冊，用牛皮紙包好裝在一個紙箱里，這是他唯一可交待的東西。

父親人生的最后三四個月在省城住院治療，直至離開人世再沒回過自己的家。清理父親的遺物時發現，屬于他個人的東西僅有簡單的幾樣：一只戴過幾十年修過不知多少次，如今不再走動的延安牌手表，一只晚上放在枕邊常常聽到入睡忘了關機，如今已不再發聲的袖珍式收音機，幾枚財務上用過的私章和一些榮譽證書等。我小心地打開那包用牛皮紙包好的舊賬冊，里面有他工作過的幾個單位的財會移交清冊和賬本，雖然有的早已超過法定保存期，但他仍叮囑我一定要保存好，任何時候都要經得起審核。

睹物思人，看著這些裝訂整齊的賬冊和一絲不茍的筆跡，父親伏案撥算盤、記賬、裝訂的忙碌身影，為一張不規范的票據而與人爭執的僵持情形，以及他清貧一世而剛正坦蕩的人生風采，都一一浮現在眼前。這是父親對世界和自己的交待。我的雙手突然一沉，這包賬冊一下子變得很重，重過一切物質的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