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靜的巴黎》是一本由申賦漁著作，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裝圖書，本書定價：49.00，頁數：261，特精心從網絡上整理的一些讀者的讀后感，希望對大家能有幫助。
《寂靜的巴黎》讀后感(一)：寂靜的巴黎
去年疫情初起的春天，我讀完了加繆的 這本書以日記的形式，講述了作者在2020年3月16日到2021年1月21日巴黎封城期間發生的事情。 有一篇日記我很喜歡，寫的是73歲的詹姆斯和他年輕時的女友結婚的故事。 作者問他:都四十多年了，哪還會生你的氣？ 詹姆斯答道:我去巴黎的那一天，她送我上車，我一回頭，看見她眼睛里全是淚。這一幕就像在昨天。今天她答應跟我結婚，我才知道，這么多年，她還愛我。 王爾德說:“我們都在陰溝里 但仍有人仰望星空。”總有一些人，在努力給這人世間一點善意、一份鼓勵、一些希望。總有人在想著，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 天才總是想穿越大海上的重重迷霧，總是想成為頭頂天空的星辰，總是想給更多的人帶來哪怕是短暫的幸福，他們從不在塵世中茍且地生活，然后慢慢等待黑暗中的死亡。(申賦漁 摘自《寂靜的巴黎》)
《寂靜的巴黎》讀后感(二)：孤島，與孤島效應悖論
腳著作者很高明，魚老師沒有寫怎么救治，他寫了一個詞：孤島。
于是，額就往深里想了。
近若干年來，以好萊塢為首的一批人員公司，總愛弄出種種末世電影，動不動就一場末日劫難，人類頓時面臨滅頂之災。那怎么辦呢？
逃。
于是各種組織，工具，飛船，**……劈啪啦，好像最終就能逃到了某個地方，月亮上，火星上，等等。其實這就是戲，一個半到兩個小時讓你掏80塊錢受罪受怕然后一聲嘆息而已。
他們忘記了一個事情：孤島，以及孤島效應，以及以及孤島效應悖論。什么是孤島效應悖論？
就是當末日災難來臨，人口大量失去，然后逃亡。順利逃亡，勝利大逃亡，但肯定不是全部逃亡，只是一小撮。
那么就有一問：至少要逃出去多少人，才能繼續延續我們的文明？
有人腳著，這還不簡單？只需要一男一女，就能夠延續下去。真是太愚蠢！若只有一對人類生存下去，那么他的后代將會始終處在禁區遺傳的危險之中，不管他們繁衍多少代，人類的基因庫始終就那么點大，我們的種類很難出現變異，在這種穩定之下，我們很難適應大自然的環境，分分鐘，團滅。
要想延續人類文明，還需要更高級的復雜操作。有人腳著，大不了增加人口，擴大基因庫的存儲量，就能保證人類文明的存活了，而且他們每個人都有現代的知識記憶，不怕文明斷絕。
這也不行。要知道，每一個普通人對人類科技的知識理解有限，第1代人或許會知道電腦，飛機和空調，但是卻不知道這些科技的基本應用原理，所以他無法傳授給第2代人，第2代人又只知道一個大概的模糊印象，到最后的幾代人的時間里面，曾經的人類科技就會變成神話傳說逐漸淡化下去，人類文明于是乎。。。。。
有人提出，讓精英逃出去。
有人提議：精英加上中間層諸如教師啊神父啊警察啊啥啥，或者說需要的關鍵性節點都有人出逃……
不用分析，不出十代人，也是團滅。
這就是孤島效應悖論。
那時候的巴黎，就是一個孤島。
你怕不怕？
《寂靜的巴黎》讀后感(三)：這個世界的某處，一定已悄悄發生變化
文/嚴杰夫
瑪格麗特·杜拉斯在《情人》的開篇寫到，
在某個角度來看，這段“告白”不止是給情人的，也可能是杜拉斯寫給巴黎這座城市，以及住在那里的人。
一、
2019年4月15日下午，舉世聞名的巴黎圣母院燃起熊熊火餡，教堂頂部高聳的塔尖在幾個小時后轟然坍塌。一個月后，我從上海來到巴黎。圣母院的廣場前已被拉起了封條，我只能從遠處打量這座850年的建筑。
2020年3月16日，為應對新冠疫情的蔓延，法國總統馬克龍宣布“**令”，巴黎此后封城兩個月。在這兩個月里，來自中國江蘇的作家申賦漁，則用文字默默記錄了封城中的巴黎的“那些人、那些事”。
某一刻，我覺得馬克龍的“**令”好像是一年前圣母院廣場前那道封鎖線的無形版。每個巴黎人都困在這條封鎖線中，卻又像一年前的我一樣打量著四周同樣被困著的其他人。
所以，在申賦漁的那些故事里，就有了一個從來沒有人見過的巴黎。
它不同于維克多·雨果《九三年》里的那個大革命風暴中心，也不同于歐內斯特·米勒爾·海明威筆下那場1920年代的“盛宴”。它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寂靜的巴黎”。
一名游客在巴黎古監獄參觀
二、
2019年5月，我剛到巴黎時，驚訝于西歐城市白晝的時長，當然也有些羨慕。
晚上近10點，我拖著沉重的行李箱，從10號線“圣米歇爾-巴黎圣母院站”那逼仄老舊的臺階爬上地面時，一輪玫瑰色的夕陽正好照在殘破的圣母院教堂上方，空曠的廣場上一片空寂。
但當我轉身望向站口另一側的圣米歇爾大道時，則完全是另一種景象。
圣米歇爾大道旁連排著的咖啡館和酒吧外熱鬧非凡，旁邊的圣米歇爾廣場上更是人聲鼎沸。唱歌的、聊天的、嬉戲的，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巴黎人、外鄉人、外國人，一簇一簇地就在那兒，絲毫沒有要入夜的跡象。
那一刻，我猛然醒悟，這就是真正的巴黎吧！
也就是這樣的巴黎，又有誰能想到，在一年之后卻和“寂靜”聯系了起來。正如申賦漁在“序言”里這樣描寫：
三、
與像我這樣前往巴黎浮光掠影的旅游者不一樣，申賦漁是真正生活在“此地”的觀察者。
他記錄的那些“巴黎人”有的是點頭之交的鄰居、門房，也有在生活工作當中經常接觸的朋友、同事和同鄉。
當然，對于一些自傲的“巴黎人”，看到這些故事可能會有些不快，申賦漁筆下的這些“巴黎人”并不都是真正的原著巴黎人，他們中有來自鄉村的“外鄉人”，還有西班牙人、中國人、美國人這樣的外國人。但在新冠病毒肆虐的當下，你又無法否認，這些人的故事就是“寂靜的巴黎”這個宏大敘事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回不去的家》里講了在伯爾尼街開日料店的老馬一家的故事。
老馬從中國前往巴黎打拼了20多年，終于有了一份產業，但突如其來的疫情，卻讓這個趨于穩定的家又有了變數——女兒想要回國。已經完全不熟悉國內環境的老馬一家，并沒有把握能適應回國后的生活。于是，他們就陷入了留不住卻又回不去的兩難困境。
故事以一首日文俳句結尾：
老馬的故事，讓我想起圣賢祠門口的一家中式餐館。
那家餐館也是由一對夫婦經營——老板是上海人，在后廚專注于案頭制作，老板娘則是東北人，在前臺招呼顧客。我第一次去的時候已是晚上。餐館里并沒有客人，于是我在等候夜宵打包的時候，正好和老板娘閑聊了兩句，她簡單唏噓了夫婦倆在巴黎的打拼經歷，是典型的移民一代的辛勞故事。
隔天附近游逛之后，我又來到這所餐館吃中飯，卻發現餐館的生意出乎意料的好。餐館里坐滿了索邦大學來就餐的師生。那一刻，我才醒悟，他們已是巴黎這座城市不可分割的肌理。為旁邊學校里的師生、生活在周圍社區的居民，提供來自東方的可口食物，已是老板一家最重要的生活日常。
在讀完老馬故事后的一剎那，我立馬想起了那對夫婦，不知道現在的他們，在疫情中是否還安好？
四、
申賦漁寫他房東默海利的故事也很有意思。
默海利并不是巴黎人，而是佛羅倫薩人。之前為了和在巴黎工作的兒子相聚，默海利買下了房子，和妻子一起住到了巴黎。之后妻子去世，默海利又回到了佛羅倫薩。
為了看還在巴黎的孫女，默海利每年都會來巴黎兩三次，也順便來看看申賦漁租的房子。但也就是坐十幾分鐘，和申賦漁并沒有太多話。但有一次，默海利卻突然邀請申賦漁一起去“海陸空軍國家俱樂部”吃午餐，一起吃飯的還有默海利的女朋友。
2020年初，意大利的疫情爆發早于法國，申賦漁和默海利通了一個電話，電話里，默海利并沒有抱怨自己的處境，卻只是表達了“很想她”，但申賦漁卻沒有追問，留了一個懸念。這個“她”不知道是指默海利去世的妻子，還是他的女友，又或是他的孫女。
默海利讓我想起，2019年我剛到巴黎，在地鐵上認識的一位“老阿姨”。當時，我從機場出來坐上地鐵后，突然發現標識的站名都是法文，頓時我像個文盲一樣不知道要在幾站之后下車。
環顧了下四下空蕩蕩的車廂，我現在旁邊只有一位貌似也是剛下飛機的“老阿姨”，在看著什么資料。于是，我只能尷尬地用英文向她求助，一邊說還一邊比劃，生怕她不愿用英語交流（之前就聽說巴黎人不待見說英文）。
意外的是，這位“老阿姨”卻十分熱情，英語也挺流利。她告訴我，自己也就在我下一站下車，安慰我不用擔心坐過站。當我下地鐵時，“老阿姨”還站起來，送我走到車廂門口，一直目送著我下車離開。
其實“老阿姨”年紀并不大，看上去也只有50歲上下，但她的熱情勁直讓我想起國內的某些阿姨，那種勁頭也并無二致。
在我看來，海默利也好，“老阿姨”也好，拋去國籍來看，和生活在國內的我們日常遇到的許多長輩也都一樣。在海默利眼里，申賦漁就是一個旅居在外的年輕人；在“老阿姨”眼里，我也是一個初來乍到、膽戰心驚的外地人。推己及人似乎已經成為這種年紀的人自帶的一種本能。
所以，當疫情這樣的重大災難突然降臨時，他們更在乎的不再是自己，而是心中關心和掛念的那些人。
五、
我相信，在接觸到這本《寂靜的巴黎》時，一定會有讀者第一反應就生出疑問：這次的疫情蔓延了全球，包括國內許多城市也深受其害，為什么我們還要分出精力，去顧及一下申賦漁筆下的那個巴黎。
對于這個問題，我有著自己的看法。
申賦漁筆下的巴黎和巴黎人，事實上是疫情爆發后世界的縮影。正因為巴黎城市居民的國際化和城市生活的活躍度，讓它成為一個上佳的觀察對象。
與疫情前那個喧囂的巴黎，或者喧囂的世界相比，疫情在微妙地改變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微秒地改變著人與世界的關系。所以申賦漁寫到，“我們不得不關注也許永遠都不會去的某個遙遠國家。因為那個國家的現在，終將影響到我們的未來。我們對所有人都心懷警惕，同時又有著最真誠的祝福。我們是這樣的孤獨，又是這樣的無助。”
疫情還沒有過去，我們的未來會怎么樣，現在可能還看的不是很清楚。但世界的某些角落，肯定已經在悄悄變化了，《寂靜的巴黎》里那些故事就是最好的證據。
《寂靜的巴黎》讀后感(四)：疫情如同鏡子，映照了整個世界
文 / 劉旭 (來源：《新周刊》)
最近，作家申賦漁在南京郊外一處破敗的村子里，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身處這片最為熟悉的故土，他周遭的一切都是簡單而親切的。幾年前，他寫過這里的舊相識——一群手藝人——的故事。在那本名為《匠人》的書中，他展現了這個蘇北村莊人與事的沉浮和變遷。
去年10月，申賦漁從巴黎返回故鄉。此時，他的書寫對象已經悄然生變。除了關注人本身的經歷，他還去書寫樹、河、鳥等物事。他覺得，新冠病毒的侵襲，使得孤獨成為世界的常態，而這些意象，某種程度上能傳遞出這種感覺。他試圖從一個寫作者的角度出發，去捕捉那些微妙的情緒，以及探求故鄉在新環境下該如何存在的問題。
作家申賦漁
其實，類似的思考在2020年2月時，就已經在他的腦海中浮現了。彼時的申賦漁，正在法國工作。突然而至的疫情，讓一條消息不脛而走——“巴黎封城了”。原本喧嚷聒噪的城市，在一瞬間停了下來。寂靜，成了大多數人最為強烈的感受。所以他把講述這段經歷的書命名為《寂靜的巴黎》。
他說：“人在封閉的環境里，會產生很強的孤獨感，大家更渴望去和外面的人建立聯系。”那段時間，申賦漁就是如此。他開始有意識地給身邊的朋友打電話、寫信，從他們的口中，他慢慢拼湊出了人們正在經歷的生活的樣貌。當過二十幾年記者的他，本能地覺得應該把這些內容記錄下來。他沒過多思慮，很快就在個人公眾號上寫了起來。
最初，上面刊載的是新聞報道，寫了八九篇，申賦漁自己覺得有些疲乏。沒有結構、非體系化的書寫讓他難以堅持下去，在他快要放棄之時，朋友的一席話啟發了他：“為什么不把這種生活通過文學的形式表達出來呢？”申賦漁猛然意識到，此刻身邊的巴黎，正是一個縮小版的世界。而這個場域中因疫情發生的變化，恰恰可以當作一面鏡子，去映照人們的精神狀態與命運走向。
這時候，封存在他文件夾中已有五六年之久的一些采訪素材，也派上了用場。很長一段時間內，申賦漁都在猶豫，他不清楚該用什么方式去書寫那些身邊的小人物。隨著疫情這個重大因素的介入，他眼見這些人身上有了諸多不一樣的地方，而他的創作思路，也在這個過程中漸漸明朗起來。
《寂靜的巴黎》實拍圖
《寂靜的巴黎》實拍圖
隔離時的某一天，申賦漁的房門被住在他樓下的人敲響。這位鄰居是一個美國來的60歲老嫗，門剛打開，他就被她劈頭蓋臉地呵斥了一頓。老嫗覺得，他在家里太過吵鬧，但實際上，申賦漁并沒有制造出什么聲響。那段時日，不單是他，他對門的鋼琴家和門房守衛也受到了老嫗如此對待。
老嫗憤怒地制止了彈鋼琴的行為，還責罵門房，說他偷了自己的錢包。但人們心知肚明，她的那些指摘都是子虛烏有。煩躁無理的老嫗，一時間攪得整棟樓都不得安寧。但到了后來，她卻不再鬧騰了，她把自己關在家中，索性又不出門不見人了，“沒人知道她在干嗎”。
在申賦漁眼里，老嫗的心理在封城時遭遇了重創。因為在疫情前，她是另外一種精神狀態。她每天從家跑步到協和廣場——那里是美國大使館所在的地方。據她說，她的女兒在那兒工作。新冠病毒來臨之后，她無法完成這樣的跑動了。她只得每天在小院里兜圈子，自然也就見不到女兒了。
但在解禁之后，申賦漁了解到，其實老嫗并沒有女兒。而此時，她已經搬離了這里。申賦漁有感于這段故事，他據此寫了一篇名為《不存在的女兒》的文章。他不清楚為什么會有這個謊言，但他很確定，疫情的確讓一些人的生活出現了裂隙，“病毒牽出了他們壓抑已久的痛苦”，而這個過程中，人也不自覺地被異化了。
在呈現人性幽微之外，申賦漁還寫了疫情下很多人際遇與命運的轉折。比如，他的一位經營孔府飯店的朋友。這位餐館老板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沖擊時，別無選擇，只能關停經營已久的店鋪。申賦漁說：“我寫下的是只言片語，但他面臨的，卻是半輩子的操勞付諸東流。”
病毒肆虐，生意場失落的人在艱難維系著生活，與此同時，也有人在這個時候做出了結束自己生命的抉擇。申賦漁接觸到的南法小鎮上的藥劑師莫里斯便是這樣的人。疫情的來臨，讓莫里斯很感慨，他覺得人與人在當下的世界變得愈加疏離。封城期間，99歲的他服下了自己配好的藥，在浴缸中自殺了。老人離世前在給兒孫的信中寫道：“我活了美好的一生，現在到了該離開的時候了。這個世界已經與我無關。”
申賦漁思考：“活著，不才是最美好的嗎？”但在見證莫里斯離世之后，他對生死有了新的體悟，在書中《我活了美好的一生》的篇目中，他寫道： “對于生和死，每個人的理解不一樣。可以堅強地活著，也可以幸福地離開。”
讓申賦漁印象深刻的人，還有瑪麗耶特。她是巴黎的一位牙醫，十多年來，她一直在跟美國的一位死囚通信，疫情也沒能阻斷這一行為。這個故事被俄羅斯的導演安德烈看到后，改編成了戲劇。
前些日子，申賦漁收到反饋，戲劇在圣彼得堡的一間監獄首映，觀眾的反響格外好。申賦漁說：“新冠肺炎疫情在某種程度上也像是一個隱喻，它導致很多戲劇化事件發生，它為新形式的戲劇拉開了帷幕。”
在《寂靜的巴黎》中，這樣的故事俯拾皆是。申賦漁寫了三十幾個人物，他們代表著不同的生活層面，有流浪漢，有藝術家，有政府官員……對申賦漁來說，展現不同國度、不同階層的人的狀態，是寫這本書的意義之一。
在他看來，新冠病毒就像一面鏡子，從宏觀上看，它映照的是國家的制度、經濟與文化；但以一個微觀的視角去觀察時，洞見的則是每個人的心靈世界，“在疫情面前，脆弱、冷漠、敏感，都是人們最真實的反應。他們可能因此變得更堅韌、更美好，當然，也可能更灰暗、更絕望”。
封城時，申賦漁每天的日程都極為固定，閱讀、采訪與寫作構成了他一整天的生活。他下午開始構思故事的講述方式，到了傍晚就開始寫。等到完成，一般就已經到了凌晨一兩點。他說：“盡管每天都是很累的，但這種書寫卻也成了一種排解孤獨的方式，我如果不這么做，可能會更難受。”
法國封城的政策，要求每個人每天散步的時間不許超過一小時。這意味著，人們的活動半徑很短，只能在家的周圍走動。申賦漁很珍惜這段自由的時間，他每天都會出去走上一陣。在他的居所附近，有很多法國文化名人的故居，每次路過時，他都會想：這些藝術家在面對災難時，對人的生存境況有什么思考呢？
回到家后，申賦漁開始鉆研起歷史與文學。他發現，很多著作都是在重大變革的背景下誕生的，加繆的《鼠疫》、福柯的《規訓與懲罰》都是如此。他一點點地梳理，希望能把歷史和今天做一個對比。也就是在這時候，物理上的一個聯結給了他絕佳的契機。
他的住處離普魯斯特故居步行距離只有6分鐘，這為申賦漁提供了非常便捷的研究條件。他了解到，當年普魯斯特在書寫《追憶似水年華》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政府突然發布通知，強制要求每個成年男子入伍，但機緣巧合下，普魯斯特錯過了征兵時間，也就沒能去前線作戰。
然而，普魯斯特并沒有因為不去服兵役而懷僥幸心理。他時刻留意戰局，也不時收到親戚或朋友戰死疆場的消息。在那段時間，普魯斯特寫了很多鼓舞民心和士氣的文章。等到戰后，他堅持寫完《追憶似水年華》。因為他認為，只有把回憶中美好的生活呈現出來，才能在日后去對抗殘酷的現實。
實質上，不只是普魯斯特，雨果、左拉、比才等人也都曾在極為艱難的時候，給人們留下了帶有啟蒙意義的作品。申賦漁覺得，這是一筆寶貴的財富，而這些人的事例也在不斷地提醒他，面對災難、變革和歷史轉折時，應當有一些全新的思考。
于是，他在《寂靜的巴黎》的后半部分，添加了許多歷史中的人面對爆發性事件時的所思所感。一方面，他希望向讀者展示前人的做法；另一方面，他也試圖從這些內容中挖掘出文化的流轉與思想脈絡的承襲。
《寂靜的巴黎》成書之后，申賦漁的視角轉而回到當下，直面現實。
回看申賦漁早先的作品，會發現，他的寫作對象一般是社會中并不起眼的小人物。這是他最擅長同時也最偏愛的觀察與表達方式。他認為，這些人身上的故事，始終在折射社會的變化。
申賦漁坦言，從前做記者，在申報選題時，并不太會關注這些人的命運，“因為新聞中的人物故事需要有更多戲劇性的沖突，這種長時間跨度的人生經歷并不能吸引那部分讀者”。在他看來，新聞人物像是處在風暴之中，寫他們時，追求的是迅疾和猛烈；而這些我們熟視無睹的身邊人，更像微風中的個體，他們的日子只是偶有波瀾，這就需要作家在書寫時還原那份平實與樸素。
《寂靜的巴黎》充分地體現了這一點。在所有文稿形成之后，申賦漁沒有做太多改動。他希望能如實地記錄下這段特殊的日子。他說，當時的寫作，毫無具體規劃，只有一股沖動。對他來說，疫情建構了一個截然不同的環境，身處其中的創作者，有很強的緊迫感，表達欲望也在這種情境下上升到了峰值。
那時，他發在公眾號上的文章，篇幅大多在2000字左右。他覺得，疫情中的讀者，或許更容易接受這種短平快卻不失深意的閱讀內容。他說：“我的心境也不支持我去書寫那種史詩般的作品，這種表達方式反而拉近了與讀者的距離，我沒有站在上帝視角去預測什么，我只是想讓人們得到一些共鳴，激發一點新的思考。”
去年之前，申賦漁的寫作母題主要是鄉愁以及對青春歲月的追憶。而在《寂靜的巴黎》成書之后，申賦漁的視角也慢慢開始調整，他逐漸跳脫出長河漫話式的書寫，轉而回到當下，直面現實。他說：“從當下去眺望未來，應當是每一個寫作者的責任。”
回國后，申賦漁仍然與在法國時的故交有著聯系。前些天，孔府飯店的老板還越洋為他寄了幾瓶紅酒。申賦漁說，故事里的主人公，都曾主動給他提供生活中的細枝末節，他們也希望能在大歷史中留下一些印記。
申賦漁很想再去會會這群老朋友，除此之外，他還想完成一個新的寫作計劃：“我期待到希臘的雅典去，了解哲學家的故事，順帶探訪先哲在那里留下的蹤跡。”但這些心愿實現的前提，是疫情徹底結束。等到那天到來之時，一切阻隔也就不復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