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去旅游，看一些紀念景點，常常會看到“安徽”的身影。比如最近去紹興，在魯迅紀念館，看他爺爺周福清那一科進士，我看到了安徽太平人崔國因的名字。崔國因是李鴻章訪美時的駐美公使。在蘭亭的《蘭亭序》摹本碑廊中，我看到了通常流行的五大摹本：馮承素本、虞世南本、褚遂良本、褚遂良黃絹本、歐陽詢本，還有兩個出自安徽的版本很受推崇，一個是“潁井本”，即發(fā)現(xiàn)于安徽潁州一口井中的原刻摹本，董其昌對其很是欣賞，正文前有“蘭亭序唐臨絹本”的題記；還有一個是發(fā)現(xiàn)于績溪的朱熹跋定武古拓本，為績溪胡壽六、胡高巖、胡仲吾、胡笑波四代珍藏，上面不僅有朱熹題記，還有于右任題字。現(xiàn)在流行的是兩大版本，神龍本（馮承素本）和定武本（歐陽詢本），而以定武本最為大家熟知。如果說定武本抒情味道充足的話，潁井本則多了些樸拙的意味。徐渭在《書季子微所藏摹本<蘭亭>》中說：“非特字也，世間諸有為事，凡臨摹直寄興耳。銖而較，寸而合，豈真我面目哉？臨摹《蘭亭》本者多矣，然時時露己筆意者，始稱高手。”按照徐渭的說法，潁井本的作者正是高手。

說到徐渭，我在紹興很小的青藤書屋的展陳中，看到的大部分是他書畫作品的介紹，關(guān)于他的生平則很簡單。就在這簡單中，竟然用了四五個版面的圖片，來重點介紹他給胡宗憲當文書的經(jīng)歷。

徐渭1521年生，37歲時即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加入胡宗憲的幕府。徐渭在胡府呆了五年，直到胡宗憲因嚴嵩倒臺受牽連被捕。這期間，胡宗憲的公文和有關(guān)信件，基本上出自徐渭這個狂傲的大才子。雖然徐渭時時感到起草公文的痛苦，自嘆“渭于文不幸若馬耕耳，而處于不顯不隱之間，故人得而代之，在渭亦不能避其代（《代抄集小序》）”，也曾幾次辭職，但他畢竟敬佩胡宗憲的抗倭之功，所以面對胡宗憲的熱情挽留，他又留了下來，盡心盡力地為其服務。胡宗憲很是器重欣賞徐渭，也給了徐渭優(yōu)厚的待遇，讓徐渭過了五年比較安寧穩(wěn)定的生活。徐渭代他起草了《鎮(zhèn)海樓記》，胡宗憲給了他120兩“白金（有說220兩）”，讓他去給自己蓋所房子。房子蓋好后，徐渭特意寫了篇《酬字堂記》來記述此事。對胡宗憲的抗倭之功，徐渭曾以詩歌來加以歌頌（如《龕山凱歌》《賦得風入四蹄輕》等），而他對胡宗憲的知遇之恩，更是充滿了感激。所以當胡宗憲被殺后，他也感到恐懼（有人認為這也是他后來發(fā)瘋數(shù)度自殺，乃至殺妻的重要原因之一），但還是冒著巨大的風險寫了《祭少保公文》。我在這幾塊展板中看到了一個熟悉的作品——安徽績溪龍川胡氏宗祠木雕荷花，下面的注解是，根據(jù)考證，這些荷花是徐渭創(chuàng)作的。

我們現(xiàn)在去龍川，會看尚書府，會看奕世尚書坊，會看胡氏宗祠。在宗祠內(nèi)，會聽胡氏宗祠和丁氏祠那個有關(guān)“風水”例證的故事，會看朱熹那個被人牽強附會其含義的“孝”字，會欣賞文征明書寫的“世恩堂”匾，會欣賞正廳兩側(cè)裙板上那20扇“荷花圖”——它有這幾種含義：“荷”諧音“和”，配上下面的“蟹”，諧音就是“和諧”。合族和諧，才能使家族繁榮昌盛。這些荷花圖，就藝術(shù)來說，“大小荷葉翻卷舒展，風流瀟灑無一片相同。荷梗疏密有致，穿插得當，襯以高天翔鳥、水底游魚、碧波戲鴨、鴛鴦交頸、翕張蟹蚌和池塘躍蛙等，配置得很有分寸，完全脫離了匠氣，活脫脫都是一幅幅大師佳作精品（《龍川》）”。正是有這些精美木雕，加上祠堂的規(guī)制，使胡氏宗祠被人贊譽為“木雕藝術(shù)廳堂”、“江南第一祠”。可這“大師”作者是誰？木雕，那時被當作手藝人活，作者很少有名字被載入史冊，但其繪畫作者呢？所有書里都沒說，導游也不會說。前幾年，我在編寫《徽州古村落》時，對此也沒留心，甚至認為就是木雕者自己繪的圖。沒想到，卻在紹興的青藤書屋遇上了，原來，它們是徐渭的杰作。

徐渭這樣的藝術(shù)家，連鄭板橋、齊白石都自稱“青藤門下走狗”，如此藝術(shù)大師親手繪畫，無疑給無名的木雕增光添彩。這些木雕，是胡宗憲和徐渭由相遇到相知的又一美妙例證，也是繪畫大師和木雕大師，一次完美合作的最佳例證。徐渭入贅岳家后，其作為兄長的遺產(chǎn)繼承權(quán)被剝奪，實際上被趕出徐氏家族；他在給胡宗憲起草公文時，對胡與嚴嵩的來往最為反感。那徐渭在繪制這些荷花圖時，是不是也包含著他對家族和諧的向往？

而我寫下這些，其實還有另一層想法。關(guān)注一下這些“安徽身影”，是不是可以豐富我們的文化史，拓展我們有關(guān)文化的研究視野和深化我們有關(guān)研究的深度呢？說中國書法史，乃至任何人練習書法，作為三大碑帖之首的《蘭亭序》，均不能跳過，但潁井本和績溪朱熹題跋的古拓本，我就不見安徽人說過，雖然這兩個摹本不是唐初五大摹本，但也是《蘭亭序》流傳史上的重要發(fā)現(xiàn)，其自身也有重要的書法史意義。徐渭的這個“板畫”，我不想再去重復別人的考證，對于徐渭自身的繪畫創(chuàng)作有意義，我想更有意義的，不僅僅是讓龍川的木雕有了繪畫大師作品的名頭，而重要的是，繪畫大師與木雕大師的結(jié)合，構(gòu)成的徽州木雕或者版畫的“風景”，也應是我們研究新安木雕或者版畫的新課題。同時，這些“安徽身影”，豈不正是徽文化歷史影響力的例證？關(guān)注這些安徽以外的“安徽身影”，或許對我們說好安徽故事，也會有著有益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