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面曾講到偶然性*，我也經常想到偶然性*。一個人一生中不能沒有偶然性*，偶然性*能給人招災，也能給人造福。

　　我學習吐火羅文，就與偶然性*有關。

　　說句老實話，我到哥廷根以前，沒有聽說過什么吐火羅文。到了哥廷根以后，讀通了吐火羅文的大師西克就在眼前，我也還沒有想到學習吐火羅文。原因其實是很簡單的。我要學三個系，已經選了那么多課程，學了那么多語言，已經是超負荷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有時候我覺得過了頭），我學外語的才能不能說一點都沒有，但是決非語言天才。我不敢在超負荷上再超負荷。而且我還想到，我是中國人，到了外國，我就代表中國。我學習砸了鍋，丟個人的臉是小事，丟國家的臉卻是大事，決不能掉以輕心。因此，我隨時警告自己：自己的攤子已經鋪得夠大了，決不能再擴大了。這就是我當時的想法。

　　但是，正如我在上面已經講到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爆發，瓦爾德施米特被征從軍，西克出來代理他。老人家一定要把自己的拿手好戲統統傳給我。他早已越過古稀之年，難道他不知道教書的辛苦嗎？難道他不知道在家里頤養天年會更舒服嗎？但又為什么這樣自找苦吃呢？我猜想，除了個人感情因素之外，他是以學術為天下之公器，想把自己的絕學傳授給我這個異域的青年，讓印度學和吐火羅學在中國生根開花。難道這里面還有一些極“左”的先生們所說的什么侵略的險惡用心嗎？中國佛教史上有不少傳法、傳授衣缽的佳話，什么半夜里秘密傳授，什么有其他弟子嫉妒，等等，我當時都沒有碰到，大概是因為時移事遷今非昔比了吧。倒是最近我碰到了一件類似這樣的事情。說來話長，不講也罷。

　　總之，西克教授提出了要教我吐火羅文，絲毫沒有征詢意見的意味，他也不留給我任何考慮的余地。他提出了意見，立刻安排時間，馬上就要上課。我真是深深地被感動了，除了感激之外，還能有什么話說呢？我下定決心，擴大自己的攤子，“舍命陪君子”了。

　　能夠到哥廷根來跟這一位世界權威學習吐火羅文，是世界上許多學者的共同愿望。多少人因為得不到這樣的機會而自怨自艾。我現在是近水樓臺，是為許多人所艷羨的。這一點我是非常清楚的。我要是不學，實在是難以理解的。正在西克給我開課的時候，比利時的一位治赫梯文的專家沃爾特·古勿勒（WalterCouvreur）來到哥廷根，想從西克教授治吐火羅文。時機正好，于是一個吐火羅文特別班就開辦起來了。大學的課程表上并沒有這樣一門課，而且只有兩個學生，還都是外國人，真是一個特別班。可是西克并不馬虎。以他那耄耋之年，每周有幾次從城東的家中穿過全城，走到高斯-韋伯樓來上課，精神矍鑠，腰板挺直，不拿手杖，不戴眼鏡，他本身簡直就是一個奇跡。走這樣遠的路，卻從來沒有人陪他。他無兒無女，家里沒有人陪，學校里當然更不管這些事。尊老的概念，在西方的國家，幾乎根本沒有。西方社會是實用主義的社會。一個人對社會有用，他就有價值；一旦沒用，價值立消。沒有人認為其中有什么不妥之處。因此西克教授對自己的處境也就安之若素，處之泰然了。

　　吐火羅文殘卷只有中國新疆才有。原來世界上沒有人懂這種語言，是西克和西克靈在比較語言學家W·舒爾策（W.Schulzs）幫助下，讀通了的。他們三人合著的吐火羅語語法，蜚聲全球士林，是這門新學問的經典著作。但是，這一部長達五百一十八頁的煌煌巨著，卻決非一般的入門之書，而是異常難讀的。它就像是一片原始森林，艱險復雜，歧路極多，沒有人引導，自己想鉆進去，是極為困難的。讀通這一種語言的大師，當然就是最理想的引路人。西克教吐火羅文，用的也是德國的傳統方法，這一點我在上面已經談到過。他根本不講解語法，而是從直接讀原文開始。我們一起頭就讀他同他的伙伴西克靈共同轉寫成拉丁字母、連同原卷影印本一起出版的吐火羅文殘卷——西克經常稱之為“精制品”（Prachtstück）的《福力太子因緣經》。我們自己在下面翻讀文法，查索引，譯生詞；到了課堂上，我同古勿勒輪流譯成德文，西克加以糾正。這工作是異常艱苦的。原文殘卷殘缺不全，沒有一頁是完整的，連一行完整的都沒有，雖然是“精制品”，也只是相對而言，這里缺幾個字，那里缺幾個音節。不補足就摳不出意思，而補足也只能是以意為之，不一定有很大的把握。結果是西克先生講的多，我們講的少。讀貝葉殘卷，補足所缺的單詞兒或者音節，一整套做法，我就是在吐火羅文課堂上學到的。我學習的興趣日益濃烈，每周兩次上課，我不但不以為苦，有時候甚至有望穿秋水之感了。

　　不知道為什么原因，我回憶當時的情景，總是同積雪載途的漫長的冬天聯系起來。有一天，下課以后，黃昏已經提前降臨到人間，因為天－陰－，又由于燈火管制，大街上已經完全陷入一團黑暗中。我扶著老人走下樓梯，走出大門。十里長街積雪已深，闃無一人。周圍靜得令人發怵，腳下響起了我們踏雪的聲音，眼中閃耀著積雪的銀光。好像宇宙間就只剩下我們師徒二人。我怕老師摔倒，緊緊地扶住了他，就這樣一直把他送到家。我生平可以回憶值得回憶的事情，多如牛毛。但是這一件小事卻牢牢地印在我的記憶里。每一回憶就感到一陣凄清中的溫暖，成為我回憶的“保留節目”。然而至今已時移境遷，當時認為是細微小事，今生今世卻決無可能重演了。

　　同這一件小事相聯的，還有一件小事。哥廷根大學的教授們有一個頗為古老的傳統：星期六下午，約上二三同好，到山上林中去散步，邊走邊談，談的也多半是學術問題；有時候也有爭議，甚至爭得面紅耳赤。此時大自然的旖旎風光，在這些教授心目中早已不復存在了，他們關心的還是自己的學問。不管怎樣，這些教授在林中漫游倦了，也許找一個咖啡館，坐下喝點什么，吃點什么。然后興盡回城。有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在山下散步，逢巧遇到西克先生和其他幾位教授正要上山。我連忙向他們致敬。西克先生立刻把我叫到眼前，向其他幾位介紹說：“他剛通過博士論文答辯，是最優等。”言下頗有點得意之色*。我真是既感且愧。我自己那一點學習成績，實在是微不足道，然而老人竟這樣贊譽，真使我不安了。中國唐詩中楊敬之詩：“平生不解*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說項”傳為美談，不意于萬里之外的異域見之。除了砥礪之外，我還有什么好說呢？

　　有一次，我發下宏愿大誓，要給老人增加點營養，給老人一點歡悅。要想做到這一點，只有從自己的少得可憐的食品分配中硬擠。我大概有一兩個月沒有吃奶油，忘記了是從哪里弄到的面粉和貴似金蛋的雞蛋，以及一斤白糖，到一個最有名的糕點店里，請他們烤一個蛋糕。這無疑是一件極其貴重的禮物，我像捧著一個寶盒一樣把蛋糕捧到老教授家里。這顯然有點出他意料，他的雙手有點顫抖，叫來了老伴，共同接了過去，連“謝謝”二字都說不出來了。這當然會在我腹中饑餓之火上又加上了一把火。然而我心里是愉快的，成為我一生最愉快的回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