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聲先生在本年十月十三日《大公報》的《星期文藝》第一期上發表了《我們打開一條生路》一篇文。中間有一段道:“過去種種譬如昨日死”，不是譬如，它真的死亡了;帝國主義的死亡，獨裁政體的死亡，資本主義與殖民政策也都在死亡中，因而從那些主義與政策發展出來的文化必然的也有日暮途窮之悲。我們在這里就要一點自我諷刺力與超己的幽默性，去撞自己的喪鐘，埋葬起過去的陳腐，從新抖擻起精神作這個時代的人。這是一個大膽的，良心的宣言。

　　楊先生在這篇文里可沒有說到怎樣打開一條生路。十一月一日《星期文藝》上有廢名先生《響應“打開一條生路”》一篇文，主張“本著(孔子的)倫常精義，為中國創造些新的文藝作品”，他說倫常就是道，也就是詩。楊先生在文后有一段按語，提到了筆者的疑問，主張“綜合中外新舊，胎育我們新文化的蓓蕾以發為新文藝的花果”。但是他說“這些話還是很籠統”。

　　具體的打開的辦法確是很難。第一得從“作這個時代的人”說起。這是一個動亂時代，是一個矛盾時代。但這是平民世紀。新文化得從矛盾里發展，而它的根基得打在平民身上。中國知識階級的文人吊在官僚和平民之間，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最是苦悶，矛盾也最多。真是做人難。但是這些人已經覺得苦悶，覺得矛盾，覺得做人難，甚至愿意“去撞自己的喪鐘”，就不是醉生夢死。他們我們愿意做新人，為新時代服務。文藝是他們的崗位，他們的工具。他們要靠文藝為新時代服務。文藝有社會的使命，得是載道的東西。

　　做過美國副國務卿的詩人麥克里希在一九三九年曾寫過一篇文叫做《詩與公眾世界》，說:“我們是活在一個革命的時代;在這時代，公眾的生活沖過了私有的生命的堤防……私有經驗的世界已經變成了群眾，街市，都會，軍隊，暴徒的世界。”他因而主張詩歌與政治改革發生關系。后來他做羅斯福總統的副國務卿，大概就為了施展他的政治改革的抱負。可惜總統死了，他也就下臺了。他的主張，可以說是詩以載道。詩還要載道，不用說文更要載道了。時代是一個，天下是一家，所以大家心同理同。

　　這個道是社會的使命。要表現它，傳達它，得有一番生活的經驗，這就難。知識階級的文人，雖然讓“公眾的生活沖過了私有的生命的堤防”，但是他們還惰性的守在那越來越窄的私有的生命的角落上。他們能夠嘲諷的“去撞自己的喪鐘”，可是沒有足夠的勇氣“從新抖擻起精神作這個時代的人”。這就是他們我們的矛盾和苦悶所在。

　　古代的文人能夠代訴民間疾苦，現代的文人也能夠表現人道主義。但是這種辦法多多少少有些居高臨下。平民世紀所要求的不是這個，而是一般高的表現和傳達;這就是說文人得作為平民而生活著，然后將那生活的經驗表現、傳達出來。麥克里希所謂“革命的時代”的“革命”，不知是不是這個意思，然而這確是一種革命。革命需要大勇氣，自然難。

　　然而苦悶要求出路，矛盾會得發展。我們的文人漸漸的在工商業的大都市之外發現了農業的內地。在自己的小小的圈子之外發現了小公務員。他們的視野擴大了，認識也清楚多了，他們漸漸能夠把握這個時代了。自然，新文學運動以來的作者早就在寫農村，寫官僚。然而態度不同，他們是站在知識階級自己的立場盡了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任務。現在這時代進一步要求他們自己站到平民的立場上來說話。他們寫內地，寫小公務員，就是在不自覺的多多少少接受著這個要求，所以說是“發現”。再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個人主義一度猛烈的抬頭，一般作者都將注意集中在自己身上，甚至以“身邊瑣事”為滿足。現在由自己轉到小公務員，轉到內地人，也該算是“發現”。

　　知識階級的文人如果再能夠自覺的努力發現下去，再多擴大些，再多認識些，再多表現、傳達或暴露些，那么，他們會漸漸的終于無形的參加了政治社會的改革的。那時他們就確實站在平民的立場，“作這個時代的人”了。

　　現在舉例來說，文人大多數生活在都市里，他們還可以去發現知識青年，發現小店員，還可以發現攤販:這些人都已經有集團的生活了，去發現也許并不太難。現在的報紙上就有這種特寫，那正是一個很好的起頭。

　　說起報紙，我覺得現在的文藝跟報章體并不一定有高低的分別，而是在彼此交融著，看了許多特寫可以知道。

　　現在的文藝因為讀者群的增大，不能再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了，它得訴諸廣大的讀眾。加上話劇和報紙特寫的發達和暗示，它不自覺的漸漸的走向明白痛快的寫實一路。文藝用的語言雖然總免不掉夾雜文言，夾雜歐化，但是主要的努力是向著活的語言。文藝一面取材于活的語言，一面也要使文藝的語言變成活的語言。在這種情形之下，雜文、小說和話劇自然就順序的一個賽一個的加速的發展。這三員大將依次的正是我們開路的先鋒。楊先生那篇文就是雜文，他用的就是第一員先鋒。

　　北平《新生報》，194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