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庚著《中國文學史》序

　　中國文學史的編著有了四十多年的歷史，但是我們的文學史的研究實在還在童年。文學史的研究得有別的許多學科做根據，主要的是史學，廣義的史學。這許多學科，就說史學罷，也只在近三十年來才有了新的發展，別的社會科學更只算剛起頭兒。這樣，我們對文學史就不能存著奢望。不過這二十多年來的文學史，的確有了顯著的進步。早期的中國文學史大概不免直接間接的以日本人的著述為樣本，后來是自行編纂了，可是還不免早期的影響。

　　這些文學史大概包羅經史子集直到小說戲曲八股文，像具體而微的百科全書，缺少的是“見”，是“識”，是史觀。

　　敘述的綱領是時序，是文體，是作者;缺少的是“一以貫之”。這二十多年來，從胡適之先生的著作開始，我們有了幾部有獨見的中國文學史。胡先生的《白話文學史》上卷著眼在白話正宗的“活文學”上，鄭振鐸先生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著眼在“時代與民眾”以及外來的文學的影響上。這是一方面的進展。劉大杰先生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卷著眼在各時代的文學主潮和主潮所接受的文學以外的種種影響。這是又一方面的發展。這兩方面的發展相輔相成，將來是要合而為一的。

　　林靜希先生(庚)這部《中國文學史》也著眼在主潮的起伏上。他將文學的發展看作是有生機的，由童年而少年而中年而老年;然而文學不止一生，中國文學是可以再生的，他所以用《文藝曙光》這一章結束了全書。他在《關于寫〈中國文學史〉》一篇短文里說他的“書寫到‘五四’以前，也正是計劃著，若將來能有機會寫一部新文學史的時候，可以連續下去”。這部新文學史該是從童年的再來開始。因此著者常常指明或暗示我們的文學和文化的衰老和腐化，教我們警覺，去摸索光明。照那篇文里說的，他計劃寫這部文學史，遠在十二年以前，那時他想著“思想的形式與人生的情緒”是“時代的特征”，也就是主潮。這與他的生機觀都反映著“五四”那時代。他說“熱心于社會改造的人們，以為偉大的文藝就是有助于理想社會的文藝，但愛好文藝的人們，卻正以為那理想的社會，必然的是須接近于文藝的社會”。他“相信，那能產生優秀文藝的時代，才是真正偉大的”，因此“只要求那能產生偉大文藝的社會”。明白了著者的這種態度，才能了解他的這部《中國文學史》。

　　著者有“溝通新舊文學的愿望”。他說“這原來正是文學史應有的任務，所以這部書寫的時候，隨時都希望能說明一些文壇上普遍的問題，因為普遍的問題自然就與新文學特殊的問題有關”。這確是“文學史應有的任務”，在當前這時代更其如此;著者見到了這一層，值得欽佩。書中提出的普遍的問題，最重要的似乎是規律與自由，模仿與創造———是前兩種趨勢的消長和后兩種趨勢的消長。著者有一封來信，申說他書中的意見。他認為“形式化”或“公式化”也就是“正統化”，是衰老和腐化的現象。因此他反對模仿，模仿傳統固然不好，模仿外國也不好。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里他說:“我們應當與世界上尋覓主潮的人士，共同投身于探尋的行列中;我們不應當在人家還正在未可知的摸索著的時候，便已經開始模仿了。”信里說他要求解放，但是只靠外來的刺激引起解放的力量是不能持久的，得自己覺醒，用極大的努力“喚起一種真正的創造精神”，而“創造之最高標幟”是文學。

　　著者認為《詩經》代表寫實的“生活的藝術”，所歌詠的是一種“家的感覺”，后來變為儒家思想，卻形成了一種束縛或規律。《楚辭》代表“相反的浪漫的創造的精神”，所追求的是“一種異鄉情調和驚異”，也就是“一種解放的象征”。這兩種勢力在歷代文壇上是此消彼長的。

　　這里推翻了傳統的《詩》、《騷》一貫論，否認《騷》出于《詩》。《騷》和《詩》的確是各自獨立的，這是中國詩的兩大源頭。但是得在《詩經》后面加上樂府，樂府和《詩經》在精神上其實是相承的。書中特別強調屈原的悲哀，個人的悲哀;著者認為這種悲哀的覺醒是劃時代的。這種悲哀，古人也很重視，班固稱為“圣人失志”，確是劃時代的。是從屈原起，才開始了我們的自覺的詩的時代。著者在那信里認為中國是“詩的國度”，故事是不發展的:“《楚辭》的少年精神直貫唐詩”，可是少年終于變成中年，文壇從此就衰歇了。唐代確是我們文化的一個分水嶺，特別是安史之亂。從此民間文學捎帶著南朝以來深入民間的印度影響，抬起了頭一步步深入士大夫的文學里。替代衰弱的詩的時代的是散文時代，戲劇和小說的時代;故事受了外來的影響在長足的進展著。著者是詩人，所以不免一方面特別看重文學，一方面更特別看重詩;但是他的書是一貫的。

　　著者用詩人的銳眼看中國文學史，在許多節目上也有了新的發現，獨到之見不少。這點點滴滴大足以啟發研究文學史的人們，他們從這里出發也許可以解答些老問題，找到些新事實，找到些失掉的連環。著者更用詩人的筆寫他的書，雖然也敘述史實，可是發揮的地方更多;他給每章一個新穎的題目，暗示問題的核心所在，要使每章同時是一篇獨立的論文，并且要引人入勝。他寫的是史，同時要是文學;要是著作也是創作。這在一般讀者就也津津有味，不至于覺得干燥，瑣碎，不能終篇了。這在普及中國文學史上是會見出功效來的，我相信。

　　1947年。